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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案情剖析两名路政人员逆行上路执法,执法车在快车道二次逆行拦住一辆大货车后,一辆小型客车追尾上来,造成3死5伤的严重后果。3月20日,两名路政执法人员被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提起公诉,该案在南宁市良庆区法院开庭。公诉人称,该案反映出当前一些执法人员特权思想严重,执法者的法制意识淡薄。 案情回顾:路政车逆行执法“闯祸”被告马某和叶某都是“80后”,出事前在广西高速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自治区高管局)南宁路政执法支队南环大队工作。马某是路政员,叶某是副大队长。马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2011年5月4日被南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18日经良庆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叶某因涉嫌滥用职权罪,2011年12月23日被取保候审。 检察机关审查查明:去年5月3日晚,叶某作为带班领导,带领马某等执法人员在南环高速公路玉洞收费站开展治超执法工作。得知距玉洞收费站入口匝道600米处的应急车道上停放4辆大货车后,两人驾驶执法车上高速路。因嫌绕行太远,马某便在叶某的默许下,驾车沿应急车道逆行至第一辆货车前停下。 车辆停下后,叶某下车对停靠车辆进行检查,马某则将车开出应急车道沿行车道继续向前逆行。此时,停在前面3辆车后面的第4辆大货车的司机张某看到有车逆行过来,以为是交警查车,害怕被处罚,便驾驶桂B牌号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驶至行车道欲离开。见状,马某驾驶路政执法车与该大货车对向行驶,大货车变更至超车道,马某也驾车变更至超车道,最终将大货车迫停在超车道内。 此时,恰有一辆桂A牌号的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该处,追尾碰撞桂B牌号重型半挂车车尾右侧,车辆失控后又与停靠在应急车道内一大货车相碰刮。造成桂A牌号小客车严重毁损,3人当场死亡,包括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在内的其他5人受伤。 后经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十二大队认定,马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拦截行驶的车辆是造成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他人不承担事故责任。 公诉人意见:两人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最初,良庆区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批捕马某,但为何最终却以滥用职权罪来对两人提起公诉?当天出庭的公诉人称,从主体方面来看,被告人马某、叶某虽不是国家机关的在编工作人员,但两人均系南宁路政执法支队南环大队路政执法人员,在工作中代表国家行使路政执法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12月28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其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 从客观方面来看,马某、叶某在案发当晚共同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3死5伤及车辆毁损的严重后果,造成国家和个人经济损失100多万元。另外,两人逆行进入高速公路开展的执法活动,超越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赋予的职权,违反了法律规定。 公诉人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但两人违反了该规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治超工作只能固定在治超点及收费站出入口、服务区进行流动检测、检查,两人也违反了该管理办法对执法地点的设定要求。 由于两人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检察机关认为属情节特别严重,建议法院应当在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内进行量刑。 教育意义:执法者更应遵守法律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庭审即将结束时,检查机关公诉人总结了该起案件背后的一些思想根源。 公诉人卢春晓表示,也许有人无法理解被告人马某、叶某的行为,但认真审视庭审查明的事实,就不难发现他们的思想根源。 首先,特权思想严重。两人明知道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都不允许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逆行执法,但自恃有权而有恃无恐。 其次,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利己心理,即为了小团体利益而胆大妄为,违法操作。如被告人马某曾供称,单位对治超规定有罚款任务,并分解下达到个人,且与年底奖金挂钩。因此,即使明知违法,为了经济利益,仍然为之。 最后,侥幸心理作祟。马、叶两人虽已意识到逆行违法,但又心存逆行距离短,已开启了警灯、双闪灯、大灯等警示设备,顺行车辆应该会避让的侥幸心理,从而导致了本案危害后果的发生。(新华网广西频道/南国早报 刘治理 孙小娟 彭情宝 刘燕云)
新华网江西频道3月21日电 从相关部门获悉,江西省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针对干部作风的现状及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其中南昌组织暗访检查23批次,追究责任56人次,其中辞退3人、调离岗位8人。抚州严肃查处16起影响机关效能、损害发展环境的典型案件,立案处理20人。 与此同时,各地、各部门坚持因地制宜,在落实规定动作的同时,紧贴实际,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载体,凸显自身特色。省直机关工委组织开展“万名群众评机关”活动和“访民情、办实事、转作风、作表率”主题实践活动。省发改委与省财政厅联合对19项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清理规范,省交通运输厅取消厅属11个普通公路收费站,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省内高校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以及干部作风、师德师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内容丰富、目标明确的整治活动实施方案。
[导读]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邓小平与毛泽东(资料图)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团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本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一天。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三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页。)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共产党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只不过成了身后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后的人物,而彻底改革共产党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产党自己造就出来的。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页。),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的散步,工人们望着他时的无声的眼光,儿子离开他时无声的泪,还有将他数次打倒时的那些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之声的决定……他深知国家需要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页。)这种说法也一定有着痛楚的感受作为铺垫。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不仅牵涉到他本人,甚至还危害着他的孩子。小儿子沦落山西农村,只在极罕有的机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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